1931年12月20日清晨，乌云低压的上海码头来了封电报，短短几行字却像冰锥刺进邵力子的心——留学欧洲、年仅二十四岁的次子邵志刚在巴黎途中遇刺身亡。那一刻，老人第一次真切体会到“人口”不仅是统计学名词，更关乎一个家庭的生死荣枯。
悲讯没有击垮他，反倒让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命题：战争、贫困、人口三者互相拉扯，稍有失衡便是灾难。他反复琢磨：如果中国继续以旧式“多子多福”的步调前进，下一个无力承受的人，或许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。
其实早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，他就从报章上读到《俄国婚姻律》，随即在自己主编的《觉悟》副刊连发数篇评论，第一次把“节制生育”与“妇女解放”并置。文章标题尖锐——“孩子太多也是灾难”。那是1921年，国内刚刚摆脱北洋混战，却已能听见他对未来的隐忧。
抗日烽火燃起前后，他在南京、上海两地辗转，看尽战乱劫后余生的潦倒。一次夜行，他目睹逃难队伍携老扶幼，哭声夹着爆炸声，“一条路，半是难民半是残墙”，这句话后来出现在他的日记里。动荡中的人口与资源矛盾，就像刀锋，时时逼近他的思考。
1949年2月13日，他以“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”成员身份飞赴北平。晡后，又从北平转机石家庄奔西柏坡，和毛泽东有了那场绵延数小时的长谈。“要真想和平，就别玩假把戏。”毛泽东的手掌重重落在桌上，邵力子默默记下八项条件。谈判破裂后，他干脆留京，陪新中国从零起步。
建国伊始百废待举，他先后在政务院、人大、政协多次提交《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》。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上，他拎着厚厚一摞资料发言，语速不急不缓：“工业要计划，农业要计划，生孩子更要计划。”会后，毛主席笑着拍拍他肩膀：“讲得好，不过还不是燃眉之急。”掌声雷动，却少人跟进。
时间推到1958年7月9日傍晚，弥散着荷香的中南海游泳池畔灯火通明。毛主席与几位资深民主人士围桌而坐，邵力子再次递上备忘，条分缕析地阐述节育思想。主席游完泳，边擦头发边说：“八亿人时，也许会挤得慌。不过，你的意见应保留下来。”一句“还不严重”，并未浇灭老人的热情，他更忙碌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邵力子在外奔波，说服省市领导试点晚婚节育，回到自家客厅却屡战屡败。儿媳杨之英——那位当年由他亲自作主改嫁的年轻寡妇，已先后生下五个孩子。一次聚餐后，他把茶杯重重搁下：“再要一个，就过界了。”杨之英莞尔：“爹，这么多娃多热闹。”话音未落，她又添了两口人，前后七娃，把公公的“计划”彻底打乱。
外人常说，这是“医者妇己”最难的尴尬样本。可在邵力子眼里，家事再难，也挡不住国事。1959年至1963年，他踏遍苏北平原、陕甘宁川，自带病例和家谱，找县委书记、进公社礼堂，讲人口负担的隐患。“多生并不等于富裕，养育也要算成本”，这句朴素的话，后来成了基层最常用的动员口号。
1965年，国务院51号文件公布，明确把“晚婚、少生、优生”写进政策。得知消息，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他攥紧妻子的手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种了四十年的苗，算是有了根。”那一夜，他难得地睡了个好觉。
然而，家庭的热闹并未因此停止。改嫁后的杨之英带着七个孩子在上海打拼，两房学费、口粮、医药费压得日子捉襟见肘。她后来才明白，公公当年的劝告并非冷酷，而是一位长者透过时代风浪得出的结论。可弦已放，箭难回，她只能硬撑。邵力子袖手旁观？不，他把演讲稿酬劳与稿费寄去，嘱咐：“孩子要上学，但别让他们重复我们的苦。”
与此同时，他还担任“和平解放台湾方案起草小组”首席委员。1966年春，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句玩笑话：“若是人口再这样涨，渡海的船都不够装。”言罢，自己也笑了，却又长吁短叹。
1967年12月26日夜里，北京飘起细雪。八十五岁的他伏案写完给国务院的备忘录，题目还是《关于进一步推广计划生育的几点急务》，把笔一搁，倚枕而眠。翌晨，夫人唤他起身，他已悄然溘然长逝，鬓角银白却神色安详。医生记录：因老衰自然离世。
八宝山的追悼会简单而庄重。李先念、郭沫若、朱蕴山等送别老友，花圈环绕。人们谈起他的政治斡旋、对台呼吁，也提到那几十万字的节育论著。有人感慨：为国计操过最多心，却没劝动自家儿媳；但正因如此，他的忧思才如此真切。邵力子走了，中国人口在那个节点已逼近七亿，离“八亿”只一步之遥。历史继续向前，而他用一生写下的那份“计划”，终于开始有了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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