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春天，距离新中国正式成立还有几个月，北京城里的风已经不再像战时那样紧绷排名第一的炒股杠杆平台，可很多事情，却一点也松不得。当时有位工作人员悄悄感叹：“国旗还在讨论，国歌还没定，这么大的国家，总得有一首歌吧。”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说出了许多人的心思，也把话题，慢慢引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上。
那一年的3月，“保卫世界和平大会”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，中国共产党受邀派出代表团参加。按大会惯例，各国代表团入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。问题来了：新中国还没正式宣告成立，自然也没有法定国歌，中国代表团在驻地的屋子里你看我、我看你，一时间真有点犯难。
有人试探着说了一句：“要不，就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？”这话一出口，屋子里安静了一瞬，随后大多数人下意识地点头。这首歌，从抗战时期一路唱到解放战争结束，几乎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象征。就这样，中国代表团在布拉格的会场里，在别的国家国歌之间，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第一次以“准国歌”的身份响起。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一次“临时决定”，把国歌问题推上了台面。代表团回国后，关于歌词里那句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的争论，很快在政治协商场合里铺开。
一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从哪里来
时间往前推十四五年，1934年冬天，北方已经被侵略者铁蹄践踏多年，华北局势越来越紧张，很多人却好像与这场国家危机无关。尤其是在大上海，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，“桃花江是美人窝”之类的靡靡之音，到处都能听见。
那时，田汉正在上海活动。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剧作家，还是中共秘密党员。看着窗外纸醉金迷的夜景，他心里压抑得厉害，忍不住感叹一句：“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。”在他看来，如果任由这种颓废文艺占领城市，民族意志迟早被消磨干净。
不久之后，他找到好朋友聂耳，两人一见面就把心中不痛快都倒了出来。田汉直言，现在这种歌多了，人们只想着享乐，不想着国家，“照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做亡国奴”。聂耳并不意外，他说搞文艺的不能只顾吃饭，也得管点精神上的事。
聊到动情处，田汉提出一个主意：既然讨厌，那就写一首能压住“桃花江”的歌。他说自己来写词，请聂耳来谱曲。聂耳没犹豫，反而把要求抬得更高：“要做就做一首像《国际歌》《马赛曲》那样的，有气势，要能让人听了想站起来。”
两人很快投入创作，还专门把《国际歌》《马赛曲》反复唱、反复琢磨，希望能从中找到力量感的源头。只是理想定得高，写起来就没那么容易。聂耳写了一稿又一稿，总觉得差点意思，一直不满意。
就在他们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时候，机缘突然出现了。上海电通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田汉，希望他写一个电影剧本，题材由他自己决定，只是进度要快一点。巧得很，田汉本就打算写一出抗日题材的故事，于是抓紧时间，完成了电影《凤凰的再生》的故事本子，这部作品后来改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
故事里，青年诗人辛白华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流亡途中，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挣扎。他和好友梁质夫，有人走上前线，有人一度沉沦于上海的灯红酒绿，直到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，才痛下决心奔赴抗日战场。这种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觉醒，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心理剪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本的写作过程一点也不轻松。田汉因为“抗日反政府罪”被国民党特务盯上，只能一路躲避追捕。但逃亡并没有磨掉他的锋芒，反而让他对国家命运有了更紧迫的焦虑。在完成故事不久后，他趁着灵感迸发，一口气写下了那段后来家喻户晓的歌词。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血肉来铸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这些字句不是在书桌旁慢慢推敲出来的，而是在被追杀的夹缝中完成。因为太仓促，他随手从烟灰缸里抓起一张蜷成团的香烟衬纸，把歌词匆匆写完，又夹在剧本里。几分钟后，他离开旅馆，特务便赶到，险之又险。
田汉后来被捕，故事本子和歌词由地下组织转交给夏衍保存。夏衍翻看稿件时，发现了那张被茶水浸湿的衬纸，上面的字若隐若现，他和孙师毅只好一笔一划辨认，再誊抄下来。这一层辗转，让这首歌的诞生多了一份命悬一线的意味。
二、从电影插曲到民族战歌
与田汉同时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，还有聂耳。田汉被捕后，国民党特务把目标转向这位年轻作曲家。组织为了他的安全，决定先让他去日本，再设法转往苏联和欧洲学习。临行前几天，聂耳得知田汉已写出电影主题歌的歌词，立刻找到夏衍，希望由自己来谱曲。
夏衍有些顾虑，问他时间来不来得及。聂耳答得很干脆：“到日本以后就抓紧写，绝不会耽误电影拍摄。”他拿到抄好的歌词回到住处，轻轻展开稿纸，第一句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就像一记重锤，敲在心上。这种震动让他彻夜难眠，创作反而提速，不到两天初稿就写了出来。
在上海时，他把曲谱拿给许幸之、孙师毅等人看，大家提了一个关键修改意见：把“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”改为“冒着敌人的炮火”，这样更凝练、更有力度。聂耳同意了本意，但曲子还准备再打磨，组织却紧急通知他尽快离开上海。就这样，他带着还未最后定稿的曲谱匆匆上船。
到了日本，他亲眼听到军国主义者的叫嚣，也知道国内形势日益紧张。想到还在战火中的同胞，聂耳的愤怒化成了音乐中的力量，他在初稿基础上反复修改，最终完成定稿。1935年5月，他将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。那时，《风云儿女》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，剧组在紧张收尾。
影片改名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安排在片头和片尾，成了电影的灵魂所在。7月，《风云儿女》在上海公映，银幕上的故事击中了观众的心，而那首雄浑激昂的进行曲，更是在影院外的街巷间迅速传开。有人走出放映厅时，还在小声哼唱；有人回家后几乎一夜没睡，一遍遍回味刚刚听到的旋律。
遗憾的是，就在这首歌刚刚走红不久，1935年7月，聂耳在日本藤泽不幸溺水身亡，年仅23岁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了他生命中的绝唱。他的肉身，永远停在那一年夏天；而他留下的旋律，却在随后十余年的民族悲欢中，越来越响亮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这首歌不再只是电影插曲，而是被部队、学校、工厂、街头集会广泛传唱。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它，是在抗日宣传队的临时舞台下，是在简陋课堂的齐声合唱里，也是在人声鼎沸的游行队伍中。短短几句歌词，把愤怒凝结成一种可以齐声呐喊的力量。
到1940年前后，这首中国人自创的“战歌”已经传到了海外。当时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·罗伯逊在纽约广场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又专门录制了一套名为《起来》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，还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序言。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，一首来自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歌曲，能被如此对待，并不寻常。
这一系列经历，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带上了鲜明的历史印记：它凝结着抗战岁月的血与火，也象征着中国人民不愿屈服的决心。正因为如此，当1949年需要国歌时，人们自然会想到它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当国家即将翻开新的一页，关于这首歌是否适合作为国歌、歌词是否需要调整，争论就变得格外敏感。
三、国歌怎么定：争论从哪里起
1949年春天，中国代表团在布拉格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代替国歌演奏时，有人提出一个修改意见：歌词中的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是否要变一变？理由看起来不难理解——帝国主义入侵的最黑暗时期已经过去，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，“最危险的时候”似乎已经迈过去了。
在这种思路下，现场有人提出将这句改成“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”。代表团在特殊场合下临时作此变动，算是一种权宜做法。回国后，这一情况被如实向中央汇报，国歌问题也被纳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议题。
6月16日，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委第一次会议，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，其中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拟定国旗、国徽、国歌等。马叙伦任组长，叶剑英任副组长。那时候的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，事务繁忙，后来又增补沈雁冰（茅盾）担任副组长帮忙分担工作。
7月4日下午，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。会上，他提出一个很接地气的办法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、国徽、国歌方案，相当于搞一次“海选”。大家普遍赞成。几天之内，一份关于征集国歌歌词的启事便拟好，上面列出了五条要求：要有中国特征，要体现新政权性质，要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，要展现新中国远景，语言要通俗、篇幅不要过长。
经过周恩来审批后，工作人员很快将启事打印出约两百份，送给毛泽东、朱德、李济深等领导征求意见。反馈几乎同样的四个字：“完全同意”。不久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十三个城市的报纸，在显要版面刊登了这则启事。
消息一出，各地纷纷响应，甚至海外华侨也寄来越洋稿件。一时间，从草稿纸到宣纸，从铅笔手写到刻意誊抄，各式各样的国歌歌词不断涌向北平。这种广泛参与，本身就说明了大家对新中国象征符号的重视程度。
到8月2日，第六小组已收到各类稿件612件，其中国歌歌词125件。为保证专业性，马思聪、贺绿汀、吕骥、姚锦新等四位音乐家担任顾问，负责初选。他们从一大堆稿件中挑出13件，提交小组讨论。8月26日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，周恩来直接请马叙伦介绍国歌工作进展。
马叙伦的汇报很坦诚：来稿虽多，可真正拿得出手作国歌的很少，有些可以作为革命歌曲，却缺少那种足以代表国家意志的高度。13件作品摆在常委们面前，大家逐一审阅、讨论，结果还是没有定论。国歌悬而未决，时间却一天天过去。
到了9月中旬，距离10月1日只有半个月，国旗、国徽、国歌等象征性问题必须尽快有说法。就在这时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再次被提到桌面上。9月25日，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上，马叙伦提出一个务实建议：既然新国歌一时酝酿不出来，不如先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代国歌。
这个提议一出，会场又热闹起来。赞成用这首歌的大有人在，但关于歌词那句“最危险的时候”，质疑声再度出现。有同志认为，曲子非常好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战斗歌曲，但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，不再处于此前那种山河破碎、生死存亡的境地，这句话显得不合时宜，最好能改一改。
也有与之相反的声音。另一部分人强调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它所承载的不仅是文字意思，更是一种精神印记，既然选择它，就不宜轻易动词句，否则完整性被破坏，反而削弱象征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歌词作者田汉也参加了这次讨论。他态度很客观，没有固执己见，反而表示，这首歌词在过去有其历史使命，但从新中国立国的角度看，可以考虑为新国歌创作全新的歌词，让更符合新时代环境的作品走上舞台。这种自我“让位”的态度，颇为耐人寻味。
四、“危险”的含义：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选择
争论持续了一阵子，焦点始终绕着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。有人从字面理解，觉得既然政权即将建立，外敌已经被赶走大半，谈“最危险”，似乎有些灰暗，容易与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气氛不协调。
就在意见纷纭之际，周恩来说了自己的看法。他的讲话，几乎决定了这场争论的走向。他指出，国歌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与精神状态，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写出来的，正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强敌逼迫下仍然勇往直前、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。
周恩来特别提到一个现实问题：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新中国成立就心平气和，它们会仇视、会干扰、会破坏，甚至会武装威胁。用他的话来说，“你能说，我们不危险了吗？”危险不只存在于战场上的枪炮，还可能体现在经济封锁、外交孤立、意识形态斗争等方方面面。
在这个逻辑下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就不再是狭义的军事风险，而是一种提醒：一个刚刚站起来的国家，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友好的国际环境，任何麻痹大意都会付出代价。周恩来还补充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：只有使用原来的歌词，才能真正激发情感，改成“大翻身”的版本，听起来虽顺耳，却少了那种刻骨铭心的警醒之力。
毛泽东在一旁认真听着，没有急着发表意见。等周恩来讲完，他点了点头，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：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，但胜利之后，绝不能忘了居安思危。他认为，这句歌词写得好，分量重，意味也深远，不仅目前不该改，将来也不应改。
这个判断，其实透露出新政权对未来局势的一种清醒估量。在那个时间节点上，国内百废待兴，国际上风云诡谲，谁都看得出来，新中国这条路不可能走得平平顺顺。把“最危险的时候”留在国歌中，借助一首人人传唱的歌曲，把警惕意识深深刻进国民记忆，这种考量并不难理解。
会场上，在这两位主要领导人表明态度之后，先前的争论逐渐收束。多方意见最后集中到一点：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代国歌，保留原词，不作修改。掌声在丰泽园大厅里响起，这一刻，许多人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算是放下了。
9月27日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尚未正式制定前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。这个“未正式制定前”的表述，也给将来可能的调整留下了制度空间，但在当时，大家更关注的是，终于有一首可以在庄严场合联合全国人民的歌曲了。
短短几天后，时间走到1949年10月1日。下午三时，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。毛泽东站在城楼上，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向世界宣布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成立了！”话音落下，他按下升旗电钮，五星红旗缓缓上升，伴随旗帜升起的，正是那一首已经在战火中淬炼多年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，那一天，枪炮声已经停歇，天空却依旧被这首歌的旋律“震响”。在他们心里，这并非一首单纯的仪式用曲，而是从抗战、解放一路穿行而来的老朋友。歌词里的“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并没有被当作晦气之语，反而像是一种冷静的告诫：胜利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
从1934年田汉在上海写下那张香烟衬纸上的草稿，到1935年聂耳在日本寄回定稿，再到抗战时期战壕边、课堂里一次次嘶吼式的合唱，最后走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奏响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走过的这条路，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。
直到许多年之后，那句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仍然保留在国歌中。无论是创作背景，还是1949年那场关于“改”与“不改”的争论，都指向同一个事实：这首歌不只是音乐作品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刻痕。它提醒人们，曾经有过怎样的险境，也提示后来者，再顺利的局面，也需要多一点警醒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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